一個人在途上 之 從絲路的盡頭開始

昨天忙到分身乏術。收到阿迪的電話，仍是覺得，多忙都要去支援一下，雖然我沒有做到什麼，也只待了一會兒便要急忙趕下一個會議。只現天星現場，二十名示威者和平抗爭，不求名不求利，只為捍衛香港人珍貴的集體回憶和歷史，為何要動員四架消防車和三十幾名警察！還有警員上前警告平台上的人涉嫌刑事毀壞。到底現在是誰在毀壞！是我們那個仆街政府！

 

何慶基　2006年12月13日　信報

速速拆掉天星鐘樓，製造既成事實，看你還有什麼好抗議。明年九七回歸十年，齊來緬懷一件一件被政府拆毀的香港文化資產：天星鐘樓、利東街、中環街市、灣仔街市……。

 

天星碼頭有多大的歷史及文化價值？它與大會堂相配合的英式「國際風格」建築群，在本地建築風格上有獨特意義。更重要的是它在香港社會發展史上具標誌性意義。香港文化研究學者田邁修﹙Matthew Turner﹚教授指出，整個大會堂建築群，標誌香港在六十年代由傳統式殖民社會，有意識地進入現代化社會的模式，從而開展了一個「現代」理念強烈的新社會﹙參考《身份設計：香港六十年代》展覽場刊一九九六年香港藝術中心出版﹚，而天星碼頭正是這個現代化香港建築群的重要起點。

 

更重要的是，文化歷史有人性的一面。它不是什麼風格、象徵的論述，而是那親密、個人的回憶和聯想。從報章得知，最令市民最傷痛的，是拆毀天星同時剷掉一個親密回憶的結聚點：在這裏曾拖爸爸搭船過海，在碼頭上買雪糕，還有數不完的浪漫故事……。不過，十五萬香港人在殺天星前到碼頭悼念的那種情懷，在政府眼中可能不值一哂。

 

「世界之窗」加大版

這邊廂政府大談西九建造國際級文化大都會的雄圖大計，那邊廂是不停的拆、拆、拆，消毀歷史、磨滅回憶。文化發展是指複製古建築，塗脂抹粉地翻砌出比現有碼頭還要舊的舊天星，便以為可彌補文化上的損失。新建的仿舊碼頭，標誌一種迪士尼式的夢工場迷思。抽乾集體歷史回憶、拿掉人的元素，把香港變成到處都是虛擬景觀的大型環球片場﹙準確點說，應是深圳「世界之窗」的加大版﹚。  　　

 

政府強調早於一九九九已就中環重建計劃作「諮詢」，當時沒有反對，現在突然間叫停不符經濟效益。市民回應指當時諮詢有誤導成分，環保組織指出古物古蹟辦事處當時亦反對拆卸。現在爭議誰是誰非再無意義，程序當然是要尊重的，但民意又何嘗不能輕視？現在由專業人士以至社會大眾﹙建築師學會九成以上會員、商台聽眾近七成反對清拆﹚均希望保留天星碼頭，應否重行政效益而輕民意，是個取捨的問題。但有誰說沒有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法？

 

創意城市怎可以不能靈活變通？和諧社會又怎不能與民為善？民間的要求十分卑微，只不過是把公路作微不足道的略為移動，和把地下去水管的位置稍作遷徙﹙參考《信報》十一月三十日熊永達博士文﹚實際上是否那麼簡單，行外人難以置評，但至少政府也應就可行性作出回應。為什麼連這麼微不足道的要求，政府也不屑一顧呢？稍為順應民意，應該不會令政府的管治權威崩潰的。一群年青人死守鐘樓，只是想乞求和孫明揚見見面，之前特首說的什麼紓尊降貴、接近群眾的說話，已成耳邊風。

 

本土意識的現實

現實是，過去幾年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已出現明顯的轉變，如果政府未能察覺這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節，類似天星碼頭的官民爭鬥事件只會陸續有來，和諧社會變成最大的諷刺口號。回歸後香港再不是借來的地方，土生土長港人已成為社會的重要人口組合，本土意識加強是自然現象。有論者更指出，二三年沙士一役，更提醒我們擁有的什麼東西都可以轉瞬即逝，對政府的「拆、拆、拆」的粗暴行為更覺反感。而保護維港勝訴，更為港人打了強心針，市民發現他們是有權力和能力去制止政府破壞香港人所珍惜的東西的。

 

為政者如未能跟上市民的步伐，仍停留在老是獨沽一味的單從經濟效益去量度天下萬物，眼光未免太狹隘兼且落後。即使從經濟角度來看，保留地方文化、培育地區認同，同樣有巨大經濟效益。鮮明的地方文化特色，不單能增加文化旅遊的收入，更能吸引國際精英聚居。此外，一個地方如果人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強烈，社會矛盾也相對減少，連地方也會清潔些！這些又何嘗不是經濟效益？

 

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要繼續教育下一代凡事都要向錢看，以經濟效益凌駕所有其他價值？在「亞洲文化論壇」的座談會上，幾位論者在討論文化政策時均指出，文化政策最終涉及價值觀上的取捨。政府是否認為，公路、金錢，比市民的親密的回憶、對文化身份的渴求，社群共有歷史等都來得重要？

 

如果政府是由我們選出來的，它肯定不會那麼輕視我們的感受。可以如斯輕易的殺我歷史、滅我回憶，就是因為沒有民主。